文／尹睿
「願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後一次呼籲全國堅持團結抗戰，早日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1944年6月2日，在生命即將迎來最後一刻時，邹韜奮心中最牽掛的仍是新中國的未來。
為紀念韜奮先生一百週年誕辰，有人曾說：他（韜奮）短暫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的一生，為人民大眾鞠躬盡瘁的一生，處處閃現著耀眼的光彩，給我們留下了可貴的紀念。
蓄勢待發：砥礪品行 曲線就業
鄒韜奮，本名恩潤，筆名韜奮，取「韜光養晦」和「奮鬥」之意。 1895年生於福建永安，韜奮早年在父親「實業救國」觀念的影響下，就讀於福州工業學校和南洋公學。 學生時代的韜奮喜愛閱讀《北京通訊》《新民叢報》和《甲寅雜誌》，並十分欣賞其中的寫作技巧和文字結構，受其影響，遂對新聞記者這個職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因心生嚮往，加之家中經濟條件陷入困境，韜奮自1915年起便為報刊撰稿。 1921年，韜奮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畢業后的他本想投身新聞界卻尋不到機會，只得選擇「曲線就業」的道路，從事英文秘書與編輯股主任等工作。
改造社會：竭盡心力 為民請命
1926年，韜奮接編《生活》週刊，自此開啟了新聞出版工作的生涯。 韜奮接辦後，決心「為讀者解決種種困難，凡是在自己力量內所能勉力辦到的事情，必須盡忠竭誠為讀者辦到。」 故對刊物進行改革，開闢了《讀者信箱》專欄。 韜奮將處理讀者來信視作服務群眾的機會，用極真摯的態度回應每封來信，把讀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 胡癒之先生稱他為「中國新聞工作者中第一個重視和讀者群眾的聯繫的人。」
彼時國共合作破滅，國民黨內部勢力割據，讀者來信中的內容大多反映群眾疾苦與社會黑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促使韜奮改變了《生活》週刊的編輯方針，從單純談論「職業教育」和「青年修養」轉向社會問題，《生活》週刊漸漸成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 在此期間，韜奮發表多篇文章，對國民黨官吏奢侈糜爛的揭露入木三分，並怒斥其為「做賊心虛而自己喪盡人格者」。
共赴國難：狼煙四起 投身抗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政府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韜奮痛詆蔣的「不抵抗主義」是「極端無恥主義」，更發表大量文章鼓吹抗日救亡運動，《生活》成為了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此時韜奮的思想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實現從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巨大轉變，他也由此踏上了一條新的道路。1932年，為促進文化，服務抗戰，韜奮正式建立生活書店，並在全國建立分支，短時間內團結了一大批進步學者。
1933年，韜奮受邀加入由宋慶齡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由於《生活》週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韜奮的名字被國民黨列入特務暗殺的黑名單。為暫避風險，韜奮被迫赴歐考察，這是他一生中經歷的第一次流亡。通過考察和學習，韜奮加深了對人民群眾力量的理解，對革命的必要性和真理性產生了更為深刻的認識，這使韜奮在追求共產主義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1935年，日寇全面侵華，韜奮回國。為回應共產黨「一致抗日」的號召，韜奮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週刊，在發刊詞《我們的燈塔》中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餘的剷除，個人主義的客服」的三大宗旨，在開卷第一期以剛烈鮮明的立場抨擊當局對民眾的不坦誠。當得知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時，韜奮立刻撰寫《我們的三大原則》並稱「中國民眾的三大原則是堅決收回失地，恢復革命外交，恢復民眾運動和言論自由。」 文章一經發表，愛國青年予以熱烈支援。一二九運動期間，《大眾生活》先後刊登救國運動宣言，全力聲援學生運動，成為救國運動的堅實輿論陣地。
救國有罪：身陷囹圄 意志更堅
1936年，《大眾生活》的言論因與國民黨當局推行的所謂「睦鄰政策」相悖而被迫停刊，韜奮本人也被迫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啟第二次流亡生活。在香港時，韜奮不忘初心，籌備創辦一種適合人民大眾需要的日報。但因出版的影響範圍僅限東南一隅，無法實現全國性的宣傳，僅出版55天后宣佈停刊。8月，韜奮返回上海，11月，上海工人因日商紗廠榨取工人開始罷工，並寫信請求輿論界聲援。韜奮作為救國會的執行委員，不顧國民黨當局的壓力，迅速發表稿件揭露國民黨當局的賣國投降政策，最終被捕入獄，這也是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韜奮入獄後，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宣傳抗日救國的機會，曾給來訪群眾和新聞記者題詞：「推母愛以愛我民族與人群」以表明自己的堅定立場。在獄中，韜奮筆耕不輟，完成了自傳《經歷》與美國考察實錄《萍蹤憶語》。
1937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全面抗戰爆發，韜奮也結束了長達243天的牢獄生活。同年8月，日軍開始進攻上海，在上海抗戰的隆隆槍砲聲中，韜奮再次創刊，名為《抗戰》三日刊，其立場之鮮明，言辭之激烈，震驚社會各界，引導了一批批愛國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曾有讀者來信：「一口氣讀完後，對於國內國際的形勢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對於抗戰前途有了勝利的信心。 逐漸覺悟到在這爭取民族解放的大時代里，我也應該拿出自己所可能盡力的力量來。」
逆勢而上：呼籲民主 矢志不渝
1938年，韜奮被國民黨政府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8-1940年期間，韜奮共參加五次國民參政會大會，在大會上提出「抗戰期間更迫切需要民主政治的建立和發展，而憲政運動是爭取、 鞏固、和發展民主政治的運動」，為此韜奮積極為憲政起草法案，舉行憲政座談會，但由於國民黨當局在報刊上封鎖憲政相關文章，並宣揚提倡憲政是反對政府，最終憲政提案以永遠保留在紙面上的形式告終。
1941年，皖南事變前後，國民黨頑固派對民主人士肆行高壓政策，對文化事業採取滅絕手段。短短幾日內，生活書店接連被封。無奈之下，中共為保存進步文化界的力量，韜奮毅然決定辭去國民參政員，二次流亡香港。再次來到香港，韜奮與先後流亡到香港的愛國進步文化人士一同創辦報刊。 最先創辦的是以范長江為社長的《華商報》，韜奮被聘為社論委員會的委員，連載社論《抗戰以來》，揭露並清算國民黨反動派踐踏民主，侵犯人權，消極抗戰，殘害人民的罪行，連載2個多月，廣受海外僑胞的歡迎。
香港淪陷后，韜奮轉移到廣東隱居，在廣東省抗日根據地從事宣傳工作。 1944年，因耳癌病逝，韜奮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嗓子失音，以筆代言，針對遺囑中提到的事寫下「一切照辦，不要打折扣！」的九個大字。
先生走了，但他為中國留下了一支筆桿，一支足以消滅法西斯生命力的筆桿，「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