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政治漩渦中的新聞記者

浦熙修:政治漩渦中的新聞記者

文/梁穎欣

「住院號112936,今日上午10時餘,病房全體休養院召開大會並寫通令,對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鬥,令下午出院」。因直腸癌復發,身體虛弱得無法走動的浦熙修因此被趕出了醫院,時值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兩年後,浦熙修死在醫院的走廊上,身邊沒有一個親人。

回望自己的一生,浦熙修說「自己是一個新聞記者,東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渦中,卻不懂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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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意識與工作的開展

1910年,浦熙修出生於江蘇嘉定。在她還未滿周歲時,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後軍閥割據,民不聊生。因經濟困難,父親又認為女生讀書無用,因此浦熙修高一輟學,但不屈於命運的她後自力謀生,終在1931年考上大學,也開始接觸政治問題。

她回憶道「在上大學的時候,我彷佛有些革命意識的萌芽」。因為生活艱苦,她希望得到改變,而見到《國聞週報》上零星的刊載著共產黨在江西的事業,她表示:「我說不來的喜悅與嚮往」。國民黨執政下的中國四分五裂,內憂外患,共產黨在當時代表著爭取自由、民主,亦代表著改革的希望。浦熙修的生命開始與共產黨出現交錯,也改變了她往後的人生。

1936年.她加入由陳明德、鄧季惺創辦的民營報章《新民報》任發行、廣告等工作,但她並不感興趣,後在一次的採訪中,因報社人手不足,她臨危受命,寫成了《流徽榭畔一盛會-女子學術研究會週年大會別記》,對大會的環境以及出席者的活動都描寫得仔細,猶如帶讀者親歷其境。多年後,陳和鄧在追悼她的文章中依然讚歎道「文筆流暢洗練,吸引了讀者,博得同行的讚許」。她因而被調到編輯部,未曾受採訪訓練的她成為了《新民報》第一位女記者,亦開啟了她的記者生涯。

親歷國民黨審查與打壓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拉響抗日的第一炮。11月,《新民報》搬到重慶,浦熙修因為要照顧年幼的子女而未能同行。當時兵荒馬亂,她亦四處逃難,直到1939年1月才重回《新民報》,並任採訪部主任。為共同抗日,國共兩黨合作,但兩黨摩擦不斷,浦在《新民報》工作期間親歷執政國民黨的新聞審查、強迫報道假新聞、官員腐敗等,令她漸漸傾向共產黨。她表示在「這階段寫的新聞,總的傾向是想揭露國民黨統治階級的黑暗,因此在報紙上常常要開天窗,但我認為開天窗就更好,好就好在展示了新聞檢查的鐵證,同時提醒讀者這裡有問題,並且提供了猜測和想像得空間」。

1947年,南京爆發「五‧二零」事件,國民黨武力鎮壓,造成流血慘案,官方宣稱是警察和學生互毆,但浦認為《新民報》「總該講公道話」,她整晚坐鎮編輯部,記者寫好一頁稿子她便審一頁,抵制新聞檢察機關的審查,她表示「一個記者的條件,除了基本的知識外,需要有熱情、良心、正義感,並且要有吃苦耐勞為社會服務的精神」。

面對中央宣傳部的審查和威脅,她依然選擇報道眼見到的事實,孔祥熙二女兒飛機載洋狗事件、孔大女兒婚禮奢華,百姓卻不得溫飽的報道等,浦熙修深刻地揭露了孔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國民黨在1948年以「為匪宣傳、詆毀政府……」等一連串罪名將《新民報》永久停刊處分。

報紙被封,浦熙修受徐濤成邀請為香港《文匯報》撰寫南京通訊,作品包括《幣改的掙扎》、《金圓卷的下場》等,多角度分析和報道國民黨經濟改革的失敗以及軍事失利,在浦完成《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初稿時,她被國民黨關進了監獄。

這不是她第一次受到打壓,早在1946年一次採訪市民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的遊行中,浦熙修在下關車站被國民黨特務襲擊,據《新民報》當時的報道,「浦熙修頭髮蓬鬆被打手扯去很多,頭部左邊、臀部、腿部、背部為打手四度兇毆」,這次的經歷讓她有所頓悟,「……我認識了共產黨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更加仇恨國民黨反動當局」。因此,浦熙修更加傾向共產黨。

滿懷熱情卻不為黨接納

早在1944年,浦熙修在史良介紹下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她認為民盟和共產黨都是進步的民主團體,而民盟有她認識的人,加入了也無妨,但她卻沒有料到這個選擇導致了她坎坷的後半生。

持續8年的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內戰隨即爆發。國共兩黨經過多次斡旋,和談最終以失敗告終,中共駐南京和談代表團退回延安根據地,當天晚上,浦把眼睛都哭腫了,她向代表團人員表示想要加入共產黨,但代表團卻以「你留在南京比去延安的作用更大」、「你的崗位在《新民報》」為由推卻了,浦只好留在南京。

1949年解放以後,她滿懷熱情投入到建設新中國的事業之中,擔任《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等。但解放後的新聞工作環境依然嚴峻。同年11月,《文匯報》被指責 「搶新聞」、違反關於軍事消息均以新華社統發稿為準的規定。儘管往後的報導浦熙修努力按照領導的意圖從事寫作,可是領導依然對《文匯報》感到不滿。1953年,《文匯報》被要求轉型,從綜合性日報改為刊登教師業務指導材料,並易名為《教師報》,由每日出稿改為每週兩次。

1956年,中央政府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匯報》得以復刊,浦熙修亦成為副總編輯,主持北京辦事處的工作。《文匯報》積極執行中央宣傳部的方針,毛澤東更公開讚賞「你們文匯報實在辦得好」,「我每天下午起身後,必首先看文匯報,然後看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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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切合右派份子的設定

讚揚的聲音仍猶言於耳,兩個月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宣告反右派鬥爭開始。

《文匯報》首當其衝,報章被批評發表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的報道,「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的右派系統被打造出來,羅隆基是民盟的宣傳主委,民盟與共產黨曾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主運動中共同合作,1947年在中共代表團離開南京後,獨自留在南京的浦熙修和羅隆基漸漸變得親近。

解放後,民盟被定為資產階級政客,兩人的關係受到黨內人士反對,無奈之下,浦熙修選擇結束和他的關係。在這次鬥爭中,往事被挑起,浦熙修隨即寫了《劃清界限、參加戰鬥》,表示與羅隆基、儲安平等右派分子劃清界限,但卻未能擺脫關係。浦熙修被欽定罪名,不斷被批鬥,還將髒水不停往自己身上潑。

浦熙修的女兒回憶道「在這種情況下,娘寫下的一次次交代材料,一次比一次升級,才能應付不斷升級的批判鬥爭大會需要,結果更深入地調入那個公式所定下的大右派萬丈深淵」。在當時已形成黨是絕對正確的,有錯就是自己的思維模式下,相信黨勝過相信事實,她一次次地寫交代,真心實意地按照黨的要求檢討自己。學者張允若評價道:「在這場是非顛倒的政治鬧劇中,任何被整的人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都必須違心地接受上面定下的罪名,都必須違心地向自己潑污水以證明這種罪名,還必須違心地向其他被整的人潑污水以表明自己和他劃清了界限,這便是當年五十五萬所謂右派和幾百萬被整者最為可悲的地方,浦熙修則是這群可悲者中尤其可悲者」。

受盡苦楚,但浦熙修依然一心向黨。1959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她被任命為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教組副組長,她自嘲道「新聞記者當不成了,那就當舊聞記者吧」,期間她積極工作,並希望能夠再次申請入黨,但沒過上幾年安定的日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浦熙修被抄家,家人陸續受到批鬥,家破人亡。最終,身患絕症的浦熙修1970年在得不到正常的醫療待遇下,在醫院走廊的病床上永久地閉上了眼。

在其去世後的十一年後,她在右派問題上得到平反。在她的追悼會上,來者無數,但在其女兒的悼詞中,「以達到她多年來期望入黨的志願」,中央方面卻執意刪除。一生追隨,浦熙修最終也未能被黨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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