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松擎
2014年8月的一个深夜，第二天将要开幕的第十一届北京独立电影展被紧急叫停，创办人栗宪庭被带到了警局。
影展被责令停办，是因为其中一部将要展映的纪录片《星火》。《星火》记录了大跃进时期，一群创办地下杂志书写民众受难真相的大学生，遭到残酷审判的经历。
“如果你发现真相、去揭示真相的话，你就会遭殃的。”栗宪庭说。
《星火》的导演胡杰，就是那个奔走着揭示真相的人。
1958年，饥荒即将开始，胡杰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军医，这让他得以免遭饥荒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贯穿着胡杰的少年时期。学校起初是关闭的，重新开启时，也被批斗、游行填满。胡杰的教育，更多来源于课堂之外。养鸡、放羊，学会赚一点钱来养活自己。但除此之外，他还向一位庙里的和尚学习画画。
由于军人家庭的传统，胡杰也顺理成章入伍，成为了一名空军。但他一直有个学艺术的梦想。
胡杰成为新兵的第一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军人第一次被允许考大学。于是胡杰买了英语书，偷偷地学。当室友发现并上报之后，指导员集合连队，公开批评了胡杰。“你学英语，难道是想投敌叛国吗？”
得益于改革开放，身在部队的胡杰也有机会订阅杂志。通过《世界美术》，他读到了西方的美术知识，并且也对西方历史有了一定了解。
1984年，胡杰考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那段时间，课堂的内容意外地开放。系主任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讲西方经济学和哲学；不讲中共党史，改讲淞沪会战。了解这些从未听闻的知识和历史，令年轻的胡杰受到很大的震撼。
1989年，胡杰又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油画。在那里，他得以结识了许多艺术家。那时六·四事件刚过，社会一片阴霾，没有什么人发言讨论。但胡杰与艺术家们得以交流想法，学习新事物。
1992年胡杰退伍，短暂地在新华社江苏分社担任了影视编辑。他采访到狱中的贪官、被黑社会威胁的县委书记。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流于媒体上的都是积极报道。胡杰对没有记者能够报道出真实的社会状况感到错愕。拍纪录片的念头就这样产生，“如果没有人道出真相，为什么我不自己来呢？”
1995年，带着一台向日本归来的朋友买下的超8摄像机，胡杰开始了他的拍摄之旅。
他的第一个拍摄地是圆明园。那时，存在了六年的画家村正被政府驱散，画家们重新开始流浪。胡杰抱着一边学用机器，一边记录这个颇为无奈的事件的心态，拍出了《圆明园的画家生活》。
第二部片子《远山》，拍的是煤矿工人。胡杰跑了不少煤矿。那些矿工多是附近的农民，不割麦子的时候就去背煤，做几年就会得矽肺病，然后失去劳动能力。拍摄中胡杰遭到了矿主的记恨，有矿工来报信让他快逃，已有准备的胡杰背起包和磁带就逃离了拍摄地点。
1999年，胡杰正式辞去工作，成为独立纪录片导演。
彼时的中国，没有什么人拍纪录片，市面上也找不到理论指导的书籍。胡杰曾言，自己在电影方面的积累，大都来源于盗版光碟。
他没有问家里要过钱，出去采访时，火车站休息室的椅子下、垃圾堆旁边，胡杰都睡过。回到家时，他的胡子头发长了好长，全身都是蚊子咬过的疮疤。胡母说：“我们都快认不出他。”
意外了解到林昭之后，胡杰发现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在纪录片方面是空白的。胡杰一边拍《寻找林昭的灵魂》时，一边计划，拍完反右，就要拍大饥荒，再就要拍文革。只有这样，才能从已经将老的亲历者那里抢救回对于历史的记忆。
拍摄过程是困难的。对于影片中的受访者，胡杰一般要花上一两年打电话、拉关系，向对方表示自己的真诚。 “在胡杰摄影机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没有权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悯。胡杰有个习惯，说服受访人，使其信任采访，如果对方不愿意表达，就不打开镜头。这种高度尊重他人的意识，是大多影视行业者不具备的。”杨银波在文章中曾言。
而必要的资料支撑，都需要确认其存在后不懈地寻找。有时收获完全是意外之喜。
林昭曾经的恋人，在反复而谨慎地考察了胡杰的身份之后，才交给他林昭的《十四万言书》手稿。而为了寻找林昭的骨灰，胡杰走访了数年。
之后，他又拍了关于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校长卞仲耘的《我虽死去》和本文开头提到的《星火》。
除了填补官方叙事中空缺的历史，胡杰还一次次将镜头对准普通人。
在《媒婆》中，胡杰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讲述一位说媒40年、颇有声望的媒婆的故事；《在海边》呈现了闯关东的后人，返回山东后成为“外来人员”，并从事高风险劳动的生活样貌；《平原上的山歌》记录被拐彝族少女成家十年后归乡探母的经历。
没有投资人，也不接受捐赠，尤其是海外的，除了一些影片获奖的奖金，胡杰的一切拍摄成本都自负。
谈到儿子拍摄的那些纪录片，胡母骄傲地说：“这是默默无闻的贡献。”
2005年前后，胡杰成为了政府关注名单上的一员。胡杰时常接到警察的电话，警察也会提前通知他的采访对象，让他们不要接受采访。2013年“云之南”电影节同样因为有胡杰的影片参展而被勒令取消。
“个人的危险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作为一个研究历史、拍纪录片的人，你不希望你的东西拍不成。”
“如果不了解那些历史和人，他们就会消逝。”
胡杰拍摄的纪录片，都是无法公开放映的。他也只在拍摄完成后，刻录光碟，寄给一些知识分子朋友看，得到他们的建议后，修改剪辑。胡妻表示，家中的快递单据都积攒了一大摞。
虽然影片无法公开，但许多高校教授和学生都会自己找来他的影片观看。胡杰认为，这些观众就可以让他想要保护的历史记忆留存下來。
现在，胡杰在位于南京的湖畔工作室进行油画和版画创作。当然，纪录片的拍摄也并没有停下来。
在胡杰看来，他拍摄的目的不是单纯揭示黑暗和证明苦难的存在，而是唤起观众的关心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