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野亦菲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1940年，杨继绳生于湖北省浠水县。虽然家境贫寒，但养父母对他的教育却十分重视，千方百计供他读书，对他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
一直以来杨继绳成绩都很优异。“大跃进”时期，他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1958年，他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1959年元旦，他热情歌颂“大跃进” 的《元旦献词》，在学校庆祝新年的大会被校长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宣读。
1959年４月底，杨继绳正在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忽然听闻噩耗：父亲因饥饿已病倒在床。杨继绳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赶回家。家门前的榆树没了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被刨光了，湾里一片死寂。走进家门，只见家徒四壁，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瘦得皮包骨头。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父亲却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后就与世长辞。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杨继绳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早就认识了，真正理解它，耗费了10年的青春。”
1960年，杨继绳考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在清华的六年里，杨继绳没有受到多少人文精神的熏陶，看不到除了工科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论著以外的“闲书”。彼时，校友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并不是杨继绳的榜样，因为学校交待学生，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学他们走“白专”道路。
虽然高考时没能进入心仪的新闻专业，但1967年，中央媒体来清华招工业记者，条件只有三个，“党员，贫下中农出身，能写”，杨继绳都符合，便去了。1968年一月，他又扛着铺盖去到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当各地的大字报都在揭发高官的贪污和特权时，杨继绳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崇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同时，记者这个新身份让他开始接触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杨继绳开始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向他灌输的一切。
“文革”期间，杨继绳调查发现，当时天津工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二级工，工资是41.5元，科技人员都当劳动力使用，生产技术十分落后。1971年，他写了《天津市经济工作的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批评“中共天津市委对经济工作领导不力”，1972年，他又发表了《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
当“文革”十年动荡结束时，杨继绳拿出自己的数百篇稿子一一检视，自认为“90%是在为‘四人帮’说话，能留下的，只有两三篇，不禁深感羞愧，付之一炬”。
“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
杨继绳在天津当记者近二十年，经历了四位市委书记，他批评过三位。
1980年代中期，天津经济地位下降，杨继绳对此开展了研究。在文章《孤岛的困窘》中，他称天津火柴厂是一个人造的孤岛，技术落后，设备破旧，工人工资低，连医药费都报销不了。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在天津掀起了“孤岛之争”。当时天津市领导人多次说：“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就要下沉。这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松动了不少，杨继绳看到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尤其是亲身经历了1989年的北京风波后，他更是大彻大悟，决心将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
1984年，杨继绳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1988年底，杨继绳被调回新华社北京总部。1992年，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年，他从新华社退休，先后担任了多家杂志的编委，继续评论写作。2003年初，杨继绳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该刊是一本著名的自由派杂志，主要刊载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述及评论文章，时常涉及一些在主流媒体被视为敏感的话题，且与官方的历史结论有所出入。
2004年，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了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亲身采访资料，以及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与他的三次访谈内容。1999年4月完稿的《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发行，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却屡遭阻挠，直到2011年，此书才终于解禁，公开发售。
“退休了，不能做新闻记者了，我就当‘旧闻记者’——从事历史写作。昨日的新闻是今日的历史。”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父亲的死始终盘旋在杨继绳心底，他对父亲死因的思考也日益深入。退休后，怀着对父亲的思念和作为媒体人的使命感，杨继绳耗费数年，跑遍了大跃进饥荒时期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他一步一步地弄清了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发现发生在自己家里的悲剧同时上演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最终，杨继绳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墓碑》，详细记录了大饥荒之惨烈与人祸之无情，分析了饥荒的成因及结果，再现了1958-1962年那段沉痛的历史，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持续热销，自由亚洲电台称其为“最畅销的中国禁书”。
《墓碑》在2013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海耶克图书奖和瑞典史迪格·拉森奖。2016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因《墓碑》一书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绳。然而，这部著作被认为有损国家形象，杨继绳本人也被禁止赴美领奖。
在杨继绳原定在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中，他说：“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