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昀
“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机遇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面临的是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的事情，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当然，我做不了那么多事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但在我能做的范围内，我希望做到我们这一代该做到的份上，不要留下遗憾。我希望我们这一代的新闻人，能给整个民族留下一些响亮的媒体品牌。” ——黎瑞刚
自校报到电视台：入行在世纪之交
黎瑞刚出生于1969年6月13日，祖籍广东中山小榄。他来自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去世后，母亲在国营单位工作供两个孩子读书。
高中时，黎瑞刚就读于复旦附中，他参与了上海《青年报》的学生记者团、创办报刊。在高中的一次语文课，老师要求写颂扬雷锋精神的《路标》读后感，黎瑞刚的文章写道：如果每个人都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把人的个性埋没掉，大家都在高度一统的集体人格之下，社会将无法发展。
弃理转文之后，黎瑞刚从兰州考回上海复旦大学，进入新闻系学习之后，担任复旦大学校报《复旦人报》的主编。读研期间，他的方向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当时我觉得我一个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未来我可能会像这一堆旧纸堆里面的所有的我的这些前辈一样，成为一个新闻事业的传承者，把这个新闻这个事业能够发扬光大”。当时的报纸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媒体，但在这期间，黎瑞刚开始接触到了广播电视，逐渐有了兴趣。他说，“我觉得，电视的表现力更为丰富，手段多样，而且，电视工作的团队特性，跟人打交道，特别适合我。”
1994年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后，他进入东方电视台工作，成为了社教专题部的一名记者，参与制作《今日印象》。黎瑞刚自己回忆，“工作第一年，我可以说是栏目组里最勤奋、最高产的一位编导。”从编导再到制片人，进台三年后，黎瑞刚创办了《新闻观察》栏目。作为黎瑞刚首次一手创办的新节目，《新闻观察》在一年内就拿到了众多奖项。
由新闻人到掌舵手：浪潮中的传媒企业家
黎瑞刚在1998年担任上海广电局总编室副主任，进入政府工作。进入体制内带给黎瑞刚一些新的见识，他自己提到：“其实在体制内的经历，对有悟性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这是黎瑞刚第一次进入体制内工作。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黎瑞刚出任刚合并完成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总裁和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也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地方广电媒体集团的一把手。
21世纪初，中国整个社会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传媒业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也正在进行改革。然而，市场化的媒体仍留在体制内部，保持了国有属性不变。私营媒体仍然不被允许，中国的媒体市场处在了媒体监管和改革开放的角力中。
黎瑞刚对SMG内部的干部员工提出批评：“最多只是个山羊，没有一点狼性，缺乏市场拼搏的激情和能力。”SMG是地方的国有媒体，同时面临着地域和国有体制等等的复杂因素。但也正是在上海——既是改革开放的前阵线，也是传媒领域体制改革的先驱，给黎瑞刚带来了更多机会。在黎瑞刚看来，中国的传媒行业正在经历一个从封闭到逐渐开放，从完全国有走向市场化的一个过程。
黎瑞刚上任后，开始了对SMG的改革，他带领SMG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大胆创新——“随便举个例子，SMG最早做制播分离改革，包括后来像灿星这样的团队，我还是走在蛮前面的;我们做IPTV的时候，不要说优酷了，连视频的传输分式也没有很普及，没人相信我们可以用电信网络来传电视节目，再造一个网络市场，但是我们后来做成了;我最早做电视购物，今天东方购物是中国最大的电视购物频道，一年人民币80多亿元的销售额……”
黎瑞刚做出的一些决策往往冒着风险。他不是作为一个官员在投资，而是作为职业经理人，抢先进入以后可能带来高收益的市场。他认为自己大致是与社会的主流价值吻合，但除此之外，也有叛逆和创新的地方。
在十年间，他将SMG打造成了“中国版的维亚康姆（Viacom）、新闻集团（News Corp.）”《中国企业家》的报道中提到，体制内的权威批评他，市场化的权威质疑他，黎瑞刚似乎浑身是刺，总能引起摩擦。实际上，他是中国文化产业最长袖善舞的操盘者，最终能获得双方的拥抱。”黎瑞刚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优势： “对体制的理解，对政策的理解，包括跟政府的沟通能力，所以我们做一些贴近政策、突破限制性的东西，我们又不越界。
从中国到国际：“华人好莱坞”的追求
“中国可以诞生像阿里巴巴这样大体量的IPO公司，为什么不可以诞生世界级的媒体娱乐公司？机会一定会有的。”黎瑞刚称自己的独特优势在于跨界、混合，懂得体制内和体制外，懂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懂得内容和渠道，懂得境内和境外。他“懂得体制内外”的原因来自“两进体制内”的经历——2011年，黎瑞刚调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二进”体制内。而“懂得境内与境外”，则与其200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的见闻相关，同时也和黎瑞刚长期在改革开放的前线——上海，从事媒体行业工作有关。
2004年4月，在广电总局的许可下，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又与CNBC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黎瑞刚在接受《财新》采访时也表示，从长期看来存在“全面合作的可能性”。除了CNBC之外，文广集团还和索尼、维亚康姆都签订了许可协议，将原创内容远销海外。
在当前，海外内容进入中国市场仍然面临许多障碍的情况下，传媒企业家Arturo Casares提到黎瑞刚时说：“他是中国媒体和国际媒体之间最重要的桥梁。”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成立于2009年4月，是第一个获得国家发改委备案通过的文化产业私募股权基金（PE）。而作为董事长，黎瑞刚则与众多国际传媒公司有着密切合作：接手星空传媒后，模仿荷兰综艺做出了火爆全国的《中国好声音》；与香港TVB建有合资公司“翡翠东方”。2012年，黎瑞刚和梦工厂合资组建了东方梦工厂，内地票房过10亿元的《功夫熊猫3》就是东方梦工厂出品的其中一部电影；2013年成都财富论坛上，又宣布与时代华纳达成战略合作；2017年，黎瑞刚出任好莱坞三大经济公司之一的CAA的董事，双方宣布合作共同建立CAA（中国）。
国际视野下内容行业的经营长跑
2015年，黎瑞刚成立了华人文化控股集团（CMC），投资领域扩张后改名为CMC Capital。
而在这个全球化遭遇挑战的时代，黎瑞刚依旧在探索和国家政策方向保持步调的路径。
2016年， CMC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策划指导下，与华狮电影发行公司共同搭建发行平台“中国电影，普天同映”，在全球300多个城市建立了发行渠道，同步发行和放映中国最新电影，“如今绝大部分中国最好的电影都是由我们在海外进行发行，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它的意义未来才会真正体现。”
除了电影业务之外，在平面和线上传媒领域，华人文化入股的财新传媒是中国唯一一家入选FIPP（国际期刊联盟）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数字订阅报告》的媒体，“财新是国际媒体引用率最高的中国媒体之一，可见财新传媒对于中国资讯、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平台。”
对于传媒行业和全球化的关系，黎瑞刚认为，“中国的资本进入西方的传媒娱乐行业，不光是买买买，收购资产，更重要的是用资本撬动整个全球资源的整合，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担负的新的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中国的资本对全球有贡献，同时我们希望学到东西，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改革。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产业能跟全球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