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逸舟
盧廣，1961年生於浙江永康，15歲進廠做童工，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永康市的一家絲綢廠裏。第二份工作是1987年經營自己開設的照相館，直到1993年，他才奔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進修攝影。盧廣從一個農民變成了工人，又從一個工人變成了攝影愛好者。這樣接地氣的身份轉變似乎將盧廣連帶他的鏡頭架在了體制之外，定位了他“自由攝影師”的身份。
1961是三年困難時期，不久後又是轟轟烈烈的文革，新聞作為黨的喉舌存在，作用只是宣傳和引導。在那個體制下成長出的記者更多擅長的是導演與擺拍，他們前往農村，導演農民挑上沉甸甸的糧食，拍下普天同慶的豐收，抑或是記錄高層會議，拍下全場鼓掌的萬眾一心。初中學歷的盧廣並沒有這等機會，花了大半盤纏買相機的他每天吃泡面，騎單車去拍北京宮牆外的風景、老人遛鳥來練習自己的攝像技術。
“你想出人頭地，唯一的辦法就是拿獎。要想獲獎，就要拍別人沒有拍過的題材”
1994年的盧廣是渴望出名，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認可的人。而又正如他的老師所說那般，出名需要一組“別人沒拍過的題材”。
當時，西部地區正有一場淘金潮，無數務工人員前往高原尋找一夜暴富的機會。高原的非法礦區危險，混亂，條件艱苦打消了許多記者前來調查的動力，盧廣卻以此為大好的機遇，幾乎身無分文的他搭著便車向西。
晴雨不定，高原反應……幾乎因此喪命的盧廣終於在西部拍到了他想要的照片：表面是人們尋找致富的機會，實際只是一場黑色的無底洞：淘金者們，其中甚至包含十四歲的孩子，沒日沒夜做著高強度的工作，而充饑的食物只有饅頭就水；礦區幾乎都在無人區，野生動物因此遭受了淘金者的肆意捕殺；由於非法開採，土地在下雨的時候便會如泥石流般流向草原，造成極大的生態破壞……
這一組《西部淘金者》被盧廣發佈，一時間引起轟動。而更讓盧廣興奮的是，當局政府不到兩個月就對非法礦場採取了措施。
原來，攝影可以改變現狀，解決問題。
“我有特別強烈的感覺，攝影就是一種責任”
“拍攝別人不拍的內容”成了盧廣的指向標。“1994年下半年我就跟老師說，明年我去拍吸毒，老師說拍吸毒太危險了，有槍有刀的。我說我去看看。”僅僅半年之後，他就將鏡頭聚焦到了另一個危險群體：吸毒人群。
1995年，盧廣前往雲南瑞麗，接近吸毒人群。“她說我是來吸毒的，接著給我把煙絲拿出來，毒品放進去，讓我吸…那個床很髒，我就坐在凳子上吸，吸完以後跟她聊。”為了打消吸毒人群的戒備，盧廣和她們一起吸毒，為她們買飯，給她們錢——這也成了後來外界對他的爭議點之一：與被拍攝者有著“金錢交集”給盧廣帶來了擺拍之嫌。
而盧廣的另一個作品《喜馬拉雅的槍聲》也因和拍攝者太過親密被賀延光等前輩怒斥“擺拍”，“追名逐利”。不過盧廣認為，反倒是只有花心思努力和被拍攝者“混在一起”，才更有可能拍到真實的照片。而這等努力與付出成就了盧廣的鏡頭：癮君子突出的骨架依稀能看出從前的水靈，只是如今枯瘦，潰爛，煙霧繚繞中表情迷離，似上升，又好像再下沉。
盧廣的敏感與勇敢使他在2001年聚焦了愛滋病患者。聽說有農村小女孩來京求治愛滋病後，盧廣立刻聯繫了小女孩的家人，展開相關採訪。“採訪完之後我是睡不著覺的。最後給我的媒體記者朋友打電話，我說我攝影已經做了二十來年，從來沒有碰到過我今天看到的場景，太痛苦了，太難受了，我一定要用我的相機把真實情況告訴大家。”
80年代後期的“計畫獻血”政策，直接催生了賣血交易，“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一管血漿五十元，對於勤勤懇懇的農民來說就是暴富的機會，再加上政府的指標與宣傳，地下血站大量湧現。缺乏衛生措施的獻血流程讓愛滋病裂變般傳播，照片裏是病入膏肓的母親，丈夫，孫兒……瘦骨嶙峋的患者，送別著先他們一步死去的別人，在盧廣心頭造成了永遠無法消去的陰影。“這件事最後把我的思想全改變了。剛開始學攝影是為了學門手藝，為了能夠多賺點錢，到北京上學以後我發現可以用攝影做很多事。”
盧廣花了三年的時間，走訪了100多個村莊，拍攝了數萬張與這場愛滋病災難有關的照片。而他憑藉這些照片獲得了2004年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獎，但此時此刻，他的目的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獲獎了，“比賽可以獲獎，有很多榮譽。後來我的觀點又改變了，不是為了榮譽，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責任，一個攝影人的責任。”
“我要的是解決問題，解決不了也沒關係，那我就記錄歷史”
盧廣最出名的一組照片，是他拍攝的《環境污染》。二十一世紀初，是中國高歌猛進的時代，“先污染再治理”使工廠肆無忌憚地將含有超量重金屬的污水排放進河海，而河海旁的居民只能飲下污染後的水。
又一次，盧廣見證了一個“癌症村”，也又一次，盧廣冒著巨大的危險拍攝污染的情況。在拍攝該專題時，盧廣多次被抓。不過“好在和記者不一樣，記者是必須完成任務，不管多危險都必須拍。我不是…沒有人的時候，我去拍。”此時，盧廣的體制外身份給他帶來特別的優勢，“抓到就說是攝影愛好者”，“我不需要體制的保護。我去拍照的時候，最主要是自己保護自己。有時攝影記者會被打，採訪時不允許拍攝，而我是一個攝影愛好者，全國攝影愛好者多著呢。”
盧廣花了近十年，走訪了中國的十個省份、三大海域和七大水系。而這一套照片，使盧廣成為唯一一名獲得尤金·史密斯獎的中國人。
“他毫不猶豫、勇往直前地拍攝…這組照片以非常的說服力呈現了盧廣自己的焦慮和對於污染問題的關注…這超越了中國的範圍，而跟我們共同的地球有關。”羅伯特對盧廣的評價，也恰恰印證了盧廣後來的信念，“我拍的照片地球人都會重視。”
“我要的是拍攝的極致”
《南方都市報》曾在採訪盧廣的時候問他，沒有體制的保護你該怎麼辦？
盧廣的鏡頭，因為揭開太多黑暗而被人罵“不愛國”，也被攝影界著名的前輩質疑擺拍，然而盧廣身非攝影記者，除了中國攝影家協會，他什麼也沒參加。體制內人們隨意地拔高讚美，擺拍盛況，而體制外的他，只能努力確保照片的真實性，同時以一個紀實攝影家的手法儘量增強照片的表現力。
2018年，盧廣在新疆失蹤。
2019年，盧廣妻宣佈其已被警方釋放，回到家中，不想被外界打擾。
但是其好友胡佳堅信，盧廣依舊在做他心中的道義之事。
2013年，盧廣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獎，正如頒獎詞所說，“盧廣的作品展現了生存在快速工業化中國的人類生活。通過他的新聞攝影作品，例如露天煤礦、非典疫情、被污染的生活社區、化學廢物及水污染等，盧廣揭示了地球和人類（尤其是工人和窮人）正在遭受的痛苦。”
體制外的他，將體制外的鏡頭，聚焦在了體制不想關心的人和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