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asley Lui
2010年11月8日，中國第十一個記者節的這一天，新華社原副社長，記者李普帶著他的新聞理想與世長辭，走完了92年的生命歷程。
李普一生見證中國社會跌宕起伏，用文字紀錄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自己名字，經歷了記者、官員和學者三個密不可分的身分。他1918年生於湖南省湘鄉縣，1949年因報道「開國大典」名聲大振，「文革」中被扣上「特務嫌疑分子」帽子，退休前擔任新華社副社長，晚年積極推動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寫作實現理想
高中時的李普愛好文藝，寫作才華開始顯露，為了宣傳進步開放思想，與同窗在《青島日報》副刊上辦起了《黃金時代》和《酸果》週刊。1938年李普成為共產黨員之際，寫下了他人生第一篇報道《長沙大火中的幢幢鬼影》，發表於《觀察日報》，李普的記者生涯就此展開。
很快，李普供職的《觀察日報》被國民黨查封，22歲的他輾轉來到重慶，成為了《新華日報》社的記者，後改任編輯、研究員兼專欄作者，寫下了諸多有影響力的文章，其中包括1945年2月開創的專欄《解放區漫談》，向讀者系統介紹原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解放區。
李普滿懷民主理想，在《悼胡繩》中寫道，「抗日推動了民主, 實行民主才能有效地抗日。抗日與民主兩者相輔相成, 互相促進。我寫的那個專欄, 就是用具體的事實從各個角度來證明這個道理。」專欄的文章後來輯為《光明歸於民主》一書，於1945年底出版，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1980年, 這本書改名為《我們的民主傳統》重新出版。
李普後來回憶說：「我在那民族危亡之秋受到了左翼文藝的影響，讀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書，要求民族獨立、要求民主自由。逐漸模模糊糊地感到做新聞工作比從事文藝能夠更直接地為我的理想服務。」
追求新聞自由
記者李普一生奉行新聞專業主義，堅持「新聞寫作絕對不許虛構，必須每一點都是真實的」，「真實是新聞文字的第一生命」，「獨立觀察、獨立思考是一個記者的命根子」，而他守住了跟隨他一生的這個命根子。
回顧記者李普的職業高光時刻，是他1949年對「開國大典」的報道，那時，年紀輕輕的他就站在毛澤東的身後，是唯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文字記者，向全世界介紹新中國的成立。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在當年10月1日的次日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
晚年，李普在《中國記者》雜誌在建國50週年時關於開國大典的採訪時提到，「新聞既要簡短，又要準確生動。該有的內容不能沒有，沒有的事不能添加」。
雖然李普熱愛文學，但他反對用文學手法來寫新聞，「新聞和文藝是兩碼事。寫新聞要在動詞上下功夫，我主張儘量少用形容詞，因為它往往帶有主觀色彩。」李普認為把每個人談話時的眼神和動作，細緻的心理活動都描繪出來的不是新聞寫作，而是「把真實的寫成了可疑的」的作品。在他的新聞著作《記者甘苦談》中，他也探討了不少關於新聞寫作的原則和新聞自由的理想。
前新華社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同時也是李普好友的楊繼繩在《追憶李普》一文中回憶最後一次見到李普，談到新聞立法時，李普仍提到「新聞立法的關鍵是保護新聞自由」。 2010年，就在李普先生逝世前一個月，他與李銳、胡績偉等中共知識分子老人，致函人大常委會，要求落實憲法中明確規定的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當「大官」的記者
除了新華社副社長，李普曾任許多官職。1949年建國以後，他先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處長、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全國記協書記處書記等職，是他人眼中的「大官」。中國官場階級制度分明，但李普沒有等級觀念，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大官。好友黎澍曾說「他在下級面前不自以為是上級，在上級面前不自以為是下級」。
楊繼繩在《李普今年八十八》中說，「李普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總是講真話，講直話。他說話大膽，文字潑辣，簡直不知道官場的種種禁忌。像他這種不懂官場的人，如果不是能力過人、成績突出，恐怕連個局級也混不上」。
李普這樣的官場作風和他早年在《新華日報》社的經歷也有關係，提到自己是胡繩（當時的副刊主編兼任研究室主任）的部下，他覺得這個詞似乎不大很貼切, 「因為大家覺得彼此都是共產黨員, 是平等的, 只是各有各的分工, 很親密, 不強調什麼上下級。」
思想解放「兩頭真」
楊繼繩曾用「兩頭真」來概述一些革命老人的生命歷程，年青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離休以後思想覺悟，真誠地面對社會現實。而李普，正是這個概念的原型。
作為記者的李普，也是一位思想者，一位真理的追求者，楊說。他見證了歷史的演進並能深入回顧和反思歷史演進的過程。他評析歷史的拐點在1958年放棄《中華人民政治協商共同綱領》，開始「左」傾。他常說，晚年大徹大悟始於「文革」，對歷史進行反思時提到自己年輕時追求民主自由，中間也陷入個人崇拜中，認為自己「纏過腳，也是小腳女人」。
他也坦白自己「相當「左」，有時甚至可以說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八十年代末，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運動，為真理再次奮鬥。好友李銳在《李普自選集》的序言中說，對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是他們晚年熱的主題，他回憶李普在晚年常說：「我逐漸信奉自由主義, 積極維護人權」。
對李普來說，這樣的思想解放好比進了一次大學，他享受每日獲得新知和破舊立新的快樂。不過李普沒有後悔走過那樣的一條「之」字路，「人是時代和環境的產物。一個人所思所想和所為，同他處的環境分不開。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處於那樣的年代，再一次面臨那樣的環境，我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小年輕，一定會再一次走我當初走過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