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的「文人辦報」:先是報人,再是文人

胡政之的「文人辦報」:先是報人,再是文人

文/殷木子

從清光緒19年(1889年)的官宦之家,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浦江之畔,胡政之的一生見證了近代戰爭的硝煙。其幼年在私塾中受到中國傳統教育,後入省立學堂接觸自然科學,青年留學日本習得法律及西方政治思想,透過《朝日新聞》接觸到現代新聞理念。至1911年歸國,胡政之已具備了國際眼光,尤嚮往自由主義和議會民主制度,也胸懷儒家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15年後,其與張季鸞、吳鼎昌合辦的新記《大公報》,被譽為近代中國報業史上「文人論政」的最高峰。

1912年,23歲的胡政之初入報業,在上海《大共和报》從事日文翻譯。他很快在1915年的中日簽署「二十一條」事件上顯露出新聞嗅覺和素養:他親臨北京會議現場,廣泛交際以拓寬消息來源,靠多國語言能力親自採訪,又能熟讀外媒消息以相互應證。發回的80多篇通訊中,雖部分帶有評論色彩,亦展現記者的素質。

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

1916年,胡政之首入《大公報》,任經理兼總編輯,卻發現報內充斥著「記者先生運用其头脑所创造」的「秘密式新闻」 。胡非常不滿,一上任便解雇了六個「記者先生」,只留通曉總統府消息的一人,又聘用林白水等有經驗的報人,亦在多地新增記者以得到一手通訊。1917年元月3日,胡政之在《大公報》上發表《本報之新希望》,明確新聞應以事實為根據,而後有多篇社評抨擊當時捏造新聞的風氣。

這一時期,胡政之相繼對《大公報》進行多面革新。排版上,左右兩欄書冊式改為多欄,設置不同字體大小豐富版面;內容上,新聞與社論的版面分開,並新增話題板塊若干,注重信息高質多元。彼時報館由皖系軍閥資助,雖然也產出過對皖系有利的報道,不過胡政之的編輯工作鮮有受到政治阻礙,改良舉措也順利推進

1919年,胡政之遠赴巴黎和會採訪,讓國際事件第一次有了一手的中國新聞視角。胡作為記者撰寫會議「實記」的同時,又不免憤慨於眼前列強專制的格局,發出「國之不可不自強」的慨嘆。此後的一年,胡繼續在歐美遊歷,看到西方新聞業對政治事件的專業報道,深感報紙應有「改造」之用,即在普通民眾和政治議題間架起橋梁,幫助國人打破和世界的隔閡。回國後,胡增加國際新聞數量,普及準確可靠的「世界知識」,冀望教化民眾以使國家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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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賢 市場化的經營管理

1920年起,皖系逐漸失勢,報館主持王郅隆出逃,胡政之被迫中斷了在《大公報》的事業,也意識到報刊依賴政治資助非長久之計。到了1926年胡政之與共事的張季鸞、吳鼎昌以新記公司名義再接手《大公報》時,三人便特別約定,資金由吳籌措,不再額外募款。

胡在《大公報》未完成的改革得以延續。評議選題、發行經營、研究時事,樣樣兼顧的胡政之每日都在報館忙碌。由於內容優質,《大公報》的發行量很快呈幾何數級增長,不到一年收支平衡,胡政之的新聞市場化邏輯成功運作。不過與如今的市場化媒體不同,胡政之始終對廣告保持警惕,生怕資本干預報紙的獨立性。除了改善影刷機器等硬件設施,胡將一大部分收益重新投入到內容產出,為吸引和勉勵優秀記者,他給出了高額薪水和股份分配,也制定了《職工任用及考核規則》等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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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天津《大公報》同仁合影。前排左起:張季鸞、吳鼎昌、胡政之、杜協民、王芸生、楊歷樵;後排左起:何心冷、許萱伯、不詳。

在這樣的環境下,從《大公報》裡走出了一代新聞人才:胡政之啟用范長江的提議,使其成為深入中國西北角報道紅軍長征的第一人;在國聞社擔任抄寫員的徐鑄成因為一則諫言被胡政之相中,日後培養為記者;二戰時期,蕭乾被胡政之動員離開象牙塔,奔赴歐洲現場……在任用記者時,胡政之有意避開有政治牽連的人員,但至於引入與共產黨有聯繫的記者,據蕭乾回憶,是為了擴大相應群體的受眾。

曾於胡政之共事《大公報》的記者陳紀瀅曾:「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 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並且創造了一些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只有胡政之一人。」而胡政之的「求利」,是由於他一早認識到經濟獨立和採編自由的關係:「一份理想的報紙,要兼顧營業與事業。營業能獨立,始能站在超然的地位,不為他人所左右。」在後續時局的動盪中,報館沒有重蹈1920年的覆轍,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分佈各地的記者讓胡政之迅速遷址,建立多個分館,在保證報館運作的同時,也正式讓它成為一張全国大报。

報刊獨立與政治牽連

胡政之言「辦報的要和政治保持一定距離」,也為此和與蔣介石有深交的張季鸞有過分歧。而現實中,胡政之自身並非「超然者」,其與政治人物打過不少交道:父輩於安徽省內知縣的官位,奠定了胡與皖系軍閥的良好交情;正式入職《大公報》前,胡在段祺瑞政府任內務參事;1920起加入的國聞通訊社也離不開孫中山等政客的資助。

對此胡政之自己解釋道:「我與社會上層人物雖多交往,但只有公誼而無私交……這樣對於事業是有利的。」憑著與政治人物或親或疏的關係,胡政之往往能先於他人爭取到第一手採訪資源。1917年張勛復辟,《大公報》輕而易舉接觸到出兵討伐的皖系首領段祺瑞,一度提供了有關復辟的「獨家消息」,風行一時;1930年中原大戰後,胡政之憑藉與張家的聯繫,第一時間發回張學良決定助蔣的消息。在流傳下來的時評上,無論面對初期出資的皖系軍閥,還是後期關係緊張的蔣介石,胡都各有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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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張季鸞去世後,脫離張、蔣兩人的交好,國民黨對《大公報》的施壓加重,幾度勒令其停刊。不過胡政之麾下批評政府的言辭也愈發激烈,亦正面反抗政府拘捕記者的行為。據其子回憶,胡拒絕了多次從政邀請。

在這執掌《大公報》的最後八年,胡政之亦有爭議之舉。1943年,抗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其將「不黨」和「不賣」從創刊的「四不」要義中刪去。胡解釋道:「『不黨』可歸入『不私』,『不賣』可歸入『不盲』」,也將「大公」明確指向了團體事業和國家利益。不久後,他又向蔣介石購買20萬美元的公價外匯。一說其晚年投蔣的「證明」;也有《大公報》舊人解釋此舉雖背棄「不賣」原則,卻是出於報紙財政困難的原因,以及便於添置新的進口印刷設備。1946年,胡政之參加蔣介石的國代會,事後自言受迫於蔣:「為了《大公報》的存在,我只好做個人犧牲。」

文人論政與「大公」的絕響

胡政之不僅是一位記者、編輯、辦報人,也是評論者。從「五四運動」後對新中國發展的期望,到日本侵華時期試圖調和國共矛盾,再到抗戰時期「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胡政之在不同的時期並不避諱發表政治觀點。胡回憶道,當年接手《大公報》,就是秉持著「文人論政」的初衷。在從事報業的近40年內,胡政之以筆名「冷觀」發表時評數百篇,也常在報館內和各地發表演說。

除了其自身及報社同人的評論外,新記《大公報》也呈現出多元聲音。例如1931年日軍侵華,《大公報》的評論風向雖偏向蔣介石,但也如實報道學生運動的情況,並刊登讀者對報紙的批評。為此在中國「文人辦報」的領域研究中,有學者將胡政之細分為報人,而非辦報的文人,因為他沒有將自己知識份子的觀點凌駕於新聞專業之上,亦未忘經營管理的實務。

胡政之反對壓迫言論,而相信在事實的基礎上,一個「健全而合理」的公共輿論可以被引領,讓中國社會得到解放。這與其「新聞者天下之公器,非記者一二人所可私,亦非一黨一派所可得而私」的辦報理念相輔相成。

到了1948年,內戰正酣,《大公報》堅持「走第三條道路」的傾向被兩面夾擊。胡政之亦感政治力量對報刊的影響愈發深重,逐漸將目光投向香港和海外,為復刊投入大量精力。查良鏞對這個六旬老頭在香港的工作間裡「夜以繼日,不辭勞苦」印象頗深。就在此時胡突然病發在《大公報》總經理的崗位上。

次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虹橋醫院逝世。中國現代文學史學者謝泳,「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這份『中國最好的報紙』(胡適語)開始謝幕。」那一年3月,《大公報》在創刊地天津「拋棄臭招牌」,改組為毛澤東提名的《進步日報》。6月上海版復刊詞中,檢討過去40餘年的《大公報》是反動的「官僚資產階級」。香港版迅速由中共港澳工委會接管。

又過了27年,文革結束,對《大公報》的政治定性聲逐漸消散,但新記《大公報》最後一任總編輯王芸生已然煙滅了重來的希望:「今日的喉舌已不再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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