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依哲
1963年9月，戴自更出生在浙江寧海的一個小漁村。17嵗那年，也是停擺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的第五年，這個正在海里撈魚、曬得黑不溜秋的少年得知了自己考上大學的消息。“法律、經濟、甚至新聞都不知道”的他昏頭昏腦地填報了唯一認識的語言文學專業，坐上了一輛要開27小時的火車，來到了人民大學。在此之前，他的夢想都是“躺在海灘和油菜花田裏漫無邊際的想法”，但在這個被他稱作自己“人生第一個起點”的地方耳濡目染七年后，他想明白了人爲什麽要活著，“活著就是要改變點什麽”、“就是爲了國家、爲這個時代，也是爲自己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七年前一片混沌的少年已經成長爲“心裏尖銳、有鋒芒”的時代青年，研究生畢業的他面臨前路的選擇。正值真理標準大討論后被看作是中国近代第二次启蒙运动的80年代，相對寬鬆的社會氛圍下《光明日報》風頭正勁，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發言平臺。帶著那份改变社会、影响时代的家國情懷，戴自更選擇分配到光明日報，成為了一名媒體人。在此任職的18年閒，他歷任總編室編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記者站記者，記者部編輯，廣東記者站記者，副站長，站長，直到副局級的報刊社刊工作部主任。作爲一綫編輯記者工作時，他目睹並經歷著新聞專業標準不被重視的情況：看到的明明是這樣，報道出來可能是那樣；明明是常識，結果變成了繞口令；該報的不能報，不想報的要報……有時也不是政治上的要求，只是謹慎過頭和惰性使然。於是，“辦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報紙”的想法漸漸在戴自更心中萌芽。
1992年，恰逢鄧小平“南巡”之後，他到達了廣東。珠三角地區深化改革的浪潮風起雲湧，媒體環境也比較寬鬆，戴自更親眼見證了《南方周末》等南方系報紙從創辦到收穫良好口碑的崛起過程。他評價他們為“犀利又貼近現實”、“無論從辦報理念、新聞專業度，還是經營模式上，都比北京的報紙至少領先5到10年”。因此，當光明日報的領導把改組旗下《生活時報》的任務交給他時，想要推動報業改革的他開創性地提議與南方報業跨地域聯合辦報，協議是由光明集團的人任社長，主持大局，由南方日報集團的人任總編，管内容，進而實現光明日報的政治資源和南方日報的經營資源、人才資源的整合。2003年11月11日，《新京報》創刊，戴自更任社長，此後陪伴這個他寄予厚望的“孩子”成長了14年。
戴自更曾在采訪中提到，媒體存在的價值就是揭示和還原事情真相，媒體是一個正常社會生態鏈上應有的一環，它滿足人們的知情權、參與權，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的監督權。這樣的價值判斷影響著新京報，使這份定位于“新型時政都市類報紙”並始終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的報刊漸漸發展爲大陸媒體中的佼佼者，用一篇篇有深度、銳度和溫度的報道，以及許多犀利敢言的評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群，在維持商業利益的同時也在業内樹立了良好的口碑。在談論起新京報的價值觀時，戴自更曾説：“如果把這個國家看成一所房子，媒體也是家庭成員，其中一些成員把眼睛蒙起來，一味地說好，還有些成員對什麽都不滿，想把這所房子拆了或者燒了。我們不是這樣，我們希望家裏把環境搞好一點，蒼蠅、蚊子少一點，家裏的人能平等相處，公平分享權利。我們不斷地發聲、提醒，是希望引起家長們的重視，讓住在裏面的人能舒坦一點。”
縱使新穎的辦報理念和尖銳敢言的風格吸引了大量讀者的青睞，新京報的這種獨特性卻也使它從誕生伊始就注定不會一帆風順。戴自更任職期間經歷了新京報創辦難產，2005年撤編事件，2011年從中央直屬降為地方性媒體等等“關乎報紙生死”的坎坷，聲援《南方周末》一事更是將他推上了風口浪尖。2013年，廣東省委宣傳部干擾正常出版流程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發生後，1月8日晚，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親自到新京報編輯部辦公室，奉上級指示，點名要求該報轉載《環球時報》發佈的一篇題爲《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的社論。據當晚在場的一位新京報的記者講述，戴社長和王躍春總編與宣傳部領導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會談，氣氛劍拔弩張，他們兩個表示如果有關部門堅持新京報轉發帶民族主義傾向的這篇社評，他們將辭職。1月9日，新京報“抗旨”未遂，但僅在第20版不顯眼的角落刊登了該社評。與此同時，新京報網站主頁第二條刊出《南方的粥》：“一碗熱滾滾的砂鍋粥，來自南方大地，它似乎也有一顆勇敢的心，在寒冷的夜裏，惟有溫暖與這碗粥不可辜負”。另外一名内部記者表示，儘管外界有聲音認爲在歷次當局打壓中都保持位置安穩的戴自更比較妥協，並對此頗有微詞，他卻能親證戴自更在新京報與宣傳部門管制閒的周旋與堅持。2015年，在采訪中回答對自身的定位時，戴自更也曾說，魯迅的一句“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去”是他作爲新京報掌門人12年的行爲准則，他更多的是承擔起責任，領著大家義無反顧地去創新、開拓、嘗試。
2009年微博誕生，2011年微信誕生，不到10年閒，新媒體風生水起。在2015年的采訪中，戴自更坦陳，面對傳統媒體黃金時代的消逝，傳統媒體人之閒對改變有共識，但對怎麽變卻比較迷茫，前進的方向不清晰。但他認爲，無論傳播介質如何改變，媒體和媒體人的精神不能改變，推動社會進步的美好信念不能改變。2017年8月，戴自更出任北京文化投資發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副董事長、總經理，負責投資業務，同時擔任第十三屆北京市政協委員，這一轉職也標志著他從媒體人角色正式出走。有人評價說，戴自更的出走，對於傳媒來説是一個信號，也是如今傳統媒體形勢的一個縮影。
2019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紀委、監委發佈消息稱戴自更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9月10日，其政協委員的職務也被撤銷。在2013年接受《鳳凰周刊》采訪時，戴自更曾説：“新京報人從來沒有發生過經濟違法事件。曾有一個報道，有許多領導人批示，把我們查了個底朝天，也沒有查出問題來，最後證明是人家誣告我們，抵制我們的輿論監督。越是按新聞規律辦的報紙，越不會出現這種事情，因爲媒體人很清楚，在我們這樣的國體中，如果不能堅持職業操守，就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被置於死地。”
這位中國傳媒業的開拓者從時代舞臺上退出的身影有些匆忙，也并不風光，但風風雨雨三十載，他曾這樣解釋媒體的初心：“無論環境如何變化，我覺得媒體總要告訴人家一些真相，或者說真理。媒體人應該是燃燈者，應該照亮點什麽，而不是去為一些不正確、非常識、非理性的東西推波助瀾。要能夠超脫于利益集團、利益格局之上，能告訴老百姓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